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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

查看更多…… 时间:2014-09-17 20:05 来源:人民网 作者:人民网 点击:

改革开放作为党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其发生决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一是从我国自身情况看,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严重损害了社会主义。二是从外部情况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推动世界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向前发展,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因此,30年前,是严酷的国内困境和严峻的外部压力迫使中国义无反顾地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这是一种被迫的选择,然而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一、“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1956年党的八大对于如何以苏联为鉴,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很好的思路。但是,从1957年开始,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的错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多次遭受重大挫折。“左”的错误不断积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文化大革命”历时10年之久,名义上是坚持和捍卫社会主义、坚持和捍卫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严重损害了党和社会主义,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图景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迫害致死的达229名。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文化大革命”还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

“文革”结束时,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如何呢?

先看市民生活。城市市民基本上靠工资生活。然而,从1957年到1976年,全国职工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涨过工资。1957年全国职工平均货币工资624元,1976年下降到575元,不进反退,还少了49元(曾培炎主编:《新中国经济50年》,第897-898页)。很多生活消费品供给不足,需凭票购买。粮票,更是流行了40年,被称作“第二货币”。“三转一响一咔嚓”(自行车,手表,缝纫机,收音机,照相机),五大件置备整齐不到600元,但对很多家庭来说,虽个个心向往之却只能敬而远之。服装从颜色到样式,单调划一,蓝、黑、绿、灰,是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主色调。住房相当困难。改革开放初期,上海180万住户中,按国家标准,有89.98万户为住房困难户,占了总户数的一半左右,其中三代同室的119499户;父母与12周岁以上子女同室的316079户;12周岁以上兄妹同室的85603户;两户同居一室的44332户;人均居住2平米以下的268650户。住房大多没有客厅,进门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很多是几家合用。

再看农民的生活。安徽农村最有代表性。1977年6月,中央任命万里担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到任以后,万里先后来到芜湖、徽州、肥东、定远、凤阳等地调研,所见所闻,使他大为震惊。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么低啊,吃不饱,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个房子的样子。淮北、皖东有些穷村,门、窗都是泥土坯的,连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没料到,解放几十年了,不少农村还这么穷!”(田纪云:《万里:改革开放的大功臣》,《炎黄春秋》2006年第5 期€牐┌不辗镅粝赜懈銮巴跎樱艨拷蚱痔贰U飧?0户人家68口人的生产队,4户没有门,3户没水缸,5户没有桌子。队长史成德是个复员军人,一家10口人只有一床被子、7个饭碗,筷子全是树条或秸秆做的。安徽农村的情况并非个别现象。据原农业部人民公社管理局统计的数字:1978年,全国农民每人年均从集体分配到的收入仅有74.67元,其中两亿农民的年均收入低于50元。有1.12亿人每天能挣到一角一分钱,1.9亿人每天能挣一角三分钱,有2.7亿人每天能挣一角四分钱。相当多的农民辛辛苦苦干一年不仅挣不到钱,还倒欠生产队的钱。

邓小平打出的沉重“问号”

我们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奋斗目标。但是,大家看,“文革”时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难道就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人流血牺牲所要追求的那个社会主义吗?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如此体现的吗?按照这样的社会主义继续发展下去,社会主义还有吸引力、号召力、凝聚力吗?人民能答应吗?中国还有希望吗?每一个关心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人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邓小平更是如此。从第三次复出伊始,他就对“文革”这样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这种“优越性”打出了沉重的问号。1977年12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乔伊斯时,他尖锐地提出:“怎样才能体现列宁讲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什么叫优越性?不劳动、不读书叫优越性吗?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 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时,他又说:“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1978年9月,在东北三省视察期间,他说:“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这一连串的“问号”,实际上也是发出了重新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强有力的信号。社会主义绝不能够再像“文革”这样搞下去了,中国再也不能像“文革”这样折腾下去了。


二、中外经济科技发展差距的进一步拉大使中国面临巨大压力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在中国相继发动“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一个接着一个,西方世界、中国周边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又在干什么呢?又是怎样一副图景呢?

蓬勃兴起的新科技革命

新科技革命,也称作第三次科技革命,首先兴起于二战以后的美国。这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将二战期间积累的本来服从于战争需要的军事技术转移到民用上来,使得原子能技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等尖端技术得到快速发展并广泛应用。在原子能技术方面,1945年7月,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利用原子能时代的开始。1957年,美国西屋公司建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压水堆型商用核电站,苏联以及英法等国也相继建成了核电站。核电站作为一种新能源,开始迅速发展。在信息技术方面,1946年2月世界上第一台电脑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1958年出现了晶体管计算机。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每秒运算千万次的集成电路, 即第三代计算机。1971年世界上第一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做芯片的微型计算机在美国制成。在超大型计算机发展的同时, 微型计算机和微处理机, 家庭和个人用电脑迅速发展。在空间技术方面,1957年10月4日, 11月3日, 苏联相继成功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此后,美、苏两国开始了激烈的太空竞争。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首次登月,1981年4月,“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又成功发射。在生物技术方面,1972年,美国科学家成功完成了世界上第一次DNA重组实验; 1978年,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此外,新材料技术、海洋技术等也迅速发展。新科技革命的蓬勃兴起, 使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美欧日经济实力的大发展、大提升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高速发展,从1961年1月到1969年10月,美国经济连续上升了106个月,6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繁荣的十年”。1975年,美国GDP总额达到15265亿美元,是1957年的3.2倍。从1951年到1971年的20年间,西德GDP增加了5倍多,是除日本之外发展最快的西方国家。1951—1970年,法国工业年均增长5.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日本的发展尤其令人瞩目。1955年,日本编制《经济自立五年计划》(1956―1960年);1960年,又实施为期10年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1955—1960年,日本经济年均增长8.5%,1960—1965年为9.8%,1965—1970年为11.8%。从1955—1970年,日本GDP增长了7.2倍。日本、美国、欧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一直持续到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这个时期也被称作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黄金时代”。在这期间,中国周边原来一些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等,也抓住机遇快速发展,实现了经济起飞。20世纪50年代,韩国的经济总量和中国的山东省差不多。但在随后的20年里韩国创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到80年代一改贫穷落后的面貌,经济总量遥遥领先山东。弹丸之地的香港,1977年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而整个中国内地当年只有148亿美元(《港澳经济考察报告》,1978年5月31日)。

巨大的差距与震撼

对中外经济科技之间巨大差距的真实认知,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通过出国考察访问实现的。“文革”结束后,由于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动,人们急切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面貌。这样,从1978年起,全国掀起了一股声势浩大的出国考察热潮。重要的考察团包括:以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赴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代表团、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和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考察团。其中西欧五国团最引人注目。该团于1978年5月2日出发,6月6日回国,行程36天。访问期间,欧洲经济的自动化、现代化、高效率,给考察团成员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看到: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2.5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我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2.6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14.5倍。法国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代表团成员之一、时任广东省副省长的王全国20年后提及这次出访,仍激动不已,他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追寻1978——中国改革开放纪元访谈录》,第558页)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服装式样多,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商品多达50万种,而北京的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2.2万种,相比之下,我们“实在觉得很寒碜”。1978年6月1日、3日、30日,中央政治局三次开会,专门听取了访日团、港澳团和西欧五国团的汇报。9月12日,邓小平在朝鲜同金日成会谈时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代化?50年代一个样,60年代不一样了,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各层级出访者不约而同获得的共同感受是:没想到世界现代化发展程度如此之高,没想到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如此之大,没想到西方发达国家老百姓的生活与中国相比高出如此之多!大家无不痛心疾首于这样的现实:中国太落后了,这些年耽误的时间太长了!我们党再不调整政策,另寻出路,改革开放,奋起直追,真是愧对人民、愧对国家、愧对时代了!

三、“再不实行改革”,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1985年11月11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曾说:“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十亿人口怎么做。”建国以后几十年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间,中国人做得怎么样呢?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做得怎么样呢?中国的社会主义表现得如何呢?应该说,进行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最终结果看,距离应该和可以达到的目标,还差很远的路程。但新的契机终于到来了。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10月,“四人帮”被粉碎,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中国获得了重新出发的重大转机。面对这样的转机,中国再也不能失却也不容失却了。

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

在重大历史转机面前,作为毛泽东临终前指定的接班人、并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华国锋,虽然对“文革”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有所认识,也曾试图结束“文革”造成的混乱,但由于他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危害,相反却提出并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并在这个方针下继续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理论,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因而没能承担并完成引领全党走出“文革”困局、实现历史转折的重任,这就造成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间,虽然各项工作有所前进,党的指导思想却仍然没有实现根本转变,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中前进的不正常状态。

这样,打破“两个凡是”的禁锢,来一场思想上的革命,就成为中国告别过去,开创未来,开辟新时期新道路新天地,解决当时中国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关键中的关键。真理标准大讨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起来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确立了“实践”至上的权威,不点名地批判了“两个凡是”。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激烈交锋,并引发了一场全国规模、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对这场讨论给予了有力支持,批评“两个凡是”的主张,公开支持《实》文的观点,号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人也表态支持这场讨论。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在全国29个省市自治区(不含台湾)中,有27个省市的党政领导先后表态支持真理标准讨论,不赞成“两个凡是”,从而造成了真理标准讨论的不败之势。真理标准大讨论的贡献和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就是重新恢复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冲破了个人迷信、“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把人们从毛泽东晚年错误、从“文化大革命”的极左错误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等一系列新政策、新主张、新思想、新办法的提出,打开了通道,提供了思想空间和条件。
 

改革开放的初步“酝酿”

伴随着真理标准讨论的不断深入,伴随着思想“坚冰”的打破,改革开放也开始酝酿了,并逐渐成为共识。1978年7月6日至9月9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研究如何加速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会议开了两个月零3天,提出的新办法、新路子,集中起来,就是一条:改革开放。会议期间,袁宝华、张劲夫、胡乔木等36位同志发言;李一氓、谷牧分别介绍了考察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西欧五国的情况;姚依林在发言中引用列宁的话,提出“在狼群中要学会狼叫”,都给与会者很大启发。会议结束时,李先念作总结讲话,提出“要勇敢地改革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同时提出:“为了大大加快我们掌握世界先进技术的速度,必须积极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这比关起门来,样样自己从头摸索的爬行主义,要快不知多少倍。” (引自《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1期)这次务虚会,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决策层唯一一次用如此长的时间集中地、大规模地深入研究改革开放的会议,对改革开放决策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这期间,邓小平也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改革开放问题。1978年6月、10月,在会见罗马尼亚和西德客人时,邓小平指出:“我们派了许多代表团到欧洲和日本去考察,发现我们可以利用的东西很多,许多国家都愿意向我们提供资金和技术,条件也不苛刻,从政治、经济角度对我们都有利,为什么不干呢?”“中国在历史上对世界有过贡献,但是长期停滞,发展很慢。现在是我们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致词中,邓小平提出:为了提高经济发展速度,“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这时候,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思想,也由邓小平首先提出来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一锤定音”

真理标准讨论热烈开展半年多了,改革开放开始酝酿了,工作重点转移也提出来了,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将发生重大变化。但是,另一方面,改革开放只是酝酿,到底改不改、开不开;工作重点转移虽已提出,到底转不转移,何时转移;真理标准讨论究竟谁是谁非,等等,对这些重大问题,从党中央来说,都还没有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都属“悬而未决”。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农业问题、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等,也需要研究。这样,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也就是后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来研究和回答这些问题,并做出正式结论和决定的必要性、紧迫性就提出来了。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个眼前的、现实的背景。

按照我们党的惯例,在召开中央全会之前,往往要先召开一次中央工作会议,就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统一认识,为全会召开做准备。这样,从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就先行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开得一波三折,取得的成果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一致赞成从1979年起把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二是为天安门事件等7个重大历史遗留案件平反;三是肯定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批评了“两个凡是”;四是进行中央人事问题酝酿等。邓小平在会议闭幕时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郑重提出:“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也成为随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报告。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后第三天召开的。由于前期作了充分准备,这次全会只开了5天就结束了。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做出工作重点转移的决策,实现了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取得了组织路线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有了这三个“拨乱反正”做基础和保障,再有了前面的一系列酝酿和准备,全会正式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决策就水到渠成了。全会发表的公报提出:要“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经验,采取一系列新的重大的经济措施,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着手认真的改革,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汇编》上,第4页)。公报中虽然没有出现“改革开放”四个字,但这一段话,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绝非历史的“偶然”,更不是某个人的“臆想”,而是中国发展的要求和时代发展的大势使然,是“内忧外压”的形势所逼迫出来的。当然,这个选择本身也经过了较量和斗争。在做出这个选择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大智大勇、顽强生机再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正是因为做出了这样的选择,中国社会才在此后的30年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性巨变,试想:如果当初不作这样的选择,或者做出别样的选择,继续闭关锁国,继续固步自封,继续陷在僵化封闭的“左”的泥淖之中不能自拔,与世界发展的潮流相脱节,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相背离,——现在的中国,会是怎样一个中国呢?现在中国社会的面貌,会是怎样一副面貌呢?现在中国十几亿的老百姓,会过着怎样的生活呢?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文中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皆见《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下卷)(作者: 曹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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